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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署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管理的通知
1995年1月4日，新闻出版署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解放军总政宣传部，中央在京音像出版单位：
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ＩＳＲＣ），已经实施两年了，对于加强音像制品的科学化、标准化、法规化管理，保护音像制品版权，维护音像出版单位的合法权益，打击非法音像出版活动和净化音像市场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在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着问题。例如:个别音像出版单位1994年使用1993年的编码，或新旧编码并用；有的出版单位，“一码多用”；有的出版单位因人员变更，使编码工作中断或出现错误；有的出版单位无视出版纪律，出卖出版者码和记录码。这些问题，虽只存在于个别单位，却对全面、正确地实施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产生不利影响，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
为了加强对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管理，充分发挥有关行政职能部门的作用，健全和完善相应的指导、监督、管理机制，有必要对编码的分配和管理办法作适当调整，从以往的集中管理转向实行分级管理，由原来的中国ＩＳＲＣ中心直接向音像出版单位分配记录码额度，改为中央单位由中国ＩＳＲＣ中心直接分配；地方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向中国ＩＳＲＣ中心申请后再向辖区内音像出版单位进行分配。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接本通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辖区内音像出版单位对1993年、1994年实施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解放军系统的音像出版单位，由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组织检查。上述有关部门应将检查结果于1995年1月31日前报新闻出版署。
二、今后每年年终，上述有关部门应组织所属、所辖音像出版单位对该年度编码的使用情况作一次检查，并将使用情况以数据单形式报送中国ＩＳＲＣ中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所属在京的音像出版单位直接报送中国ＩＳＲＣ中心。各音像出版单位无论隶属关系如何，在向主管部门和中国ＩＳＲＣ中心报送编码使用情况的同时，还须将情况抄报所在地的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接受当地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三、中国ＩＳＲＣ中心根据各地音像出版单位上一年度编码的使用情况，确定其本年度记录码额度总量，并于1月31日前通知各地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解放军总政宣传部。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中国ＩＳＲＣ中心确定各音像出版单位本年度记录码额度总量的范围内，结合选题计划的审核，向所辖音像出版单位适时地分配记录码。为了保证出版、发行工作的连续性，各地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年初未接到中国ＩＳＲＣ中心确定的记录码额度总量的通知之前，可根据各音像出版单位上一年度记录码使用数量，预分15％。解放军系统的音像出版单位的记录码额度，由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分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所属在京的音像出版单位的记录码额度，由中国ＩＳＲＣ中心直接分配。今后，各音像出版单位不得自行编排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记录码。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像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所辖、所属音像出版单位实施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对认真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予以表扬和鼓励。对违反规定的单位，要依照规定予以处罚。对自行编排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记录码的音像出版单位，给予减少年记录码额度总量10％以上的处罚；对出卖出版者码和记录码的音像出版单位，除给予减少年记录码额度总量15％以上的处罚外，还应按有关规定并处其他行政处罚；对不执行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的音像出版单位，可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出版、停业整顿、吊销音像出版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吊销音像出版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需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从1995年7月1日起，凡未标明ＩＳＲＣ编码的音像制品，即作为非法出版物予以查处。
六、新闻出版署将在1995年适当时候，再次举办“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培训班”，对音像出版单位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培训和指导。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浅谈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终止与否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