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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工作方案

体群字(2003)139号
附件1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方案

一、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目的和意义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推动“体育进社区”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强社区体育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社区体育资源，顺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育发展要求，满足广大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国家体育总局从2004年开始将在部分省（区、市）和有关单位开展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试点工作。
二、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界定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是指“城市社区居民根据共同的目的和兴趣自愿组成的，以辖区内特定的体育场地设施为依托，经常开展体育活动，且隶属于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的公益性群众体育组织。”
三、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任务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要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加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充分利用所依托的体育场地设施，组织社区居民经常开展体育健身活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增强社区居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丰富社区居民的体育文化生活，促进社区居民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社区居民进行社会交往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基本条件
1、 有俱乐部章程。章程的内容包括宗旨、名称、依托的场
馆、性质、业务主管单位，登记注册部门、活动项目、管理机构的成员组成与职权、负责人的产生与罢免、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等。
2、 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
3、 有基本的活动项目。
4、 有管理机构和负责人。
5、 有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
6、 有足够的活动人数和固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
7、 经常组织会员开展活动，进行培训和指导。
8、 有较完善的体育活动管理制度。
9、 有能组织指导社区成员开展体育锻炼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平均每100名锻炼者至少有2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五、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管理要求
1、俱乐部建立要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登记、注
册，日常管理由街道办事处文教科或社区居委会负责。
2、俱乐部业务上接受所在区（县）体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俱
乐部自然成为街道社区体协或区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
3、俱乐部要坚持经常开展活动，原则上每周不少于3次，每
次不少于2小时。俱乐部要建立会员花名册和俱乐部工作档案
4、俱乐部每年年底要向登记注册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上交当
年的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5、俱乐部年底进行经费使用情况审计，并向会员公布经费
使用情况。
六、扶持办法
1、扶持周期2年。扶持资金来源：由国家、省、市三级体
育行政部门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和俱乐部上级单位支持经费作为创办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启动扶持资金，四级的投入比例为2：2：1：1。
2、扶持资金的使用范围：购置必要的体育健身器材；组织
开展体育技能培训、俱乐部会员体育比赛、交流活动；俱乐部日常管理。扶持资金不得用于福利补贴和人员工资。
七、统一标志
凡被批准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单位，统一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中国体育彩票资助”的牌匾；所使用的器材、服装统一标识“中国体育彩票捐赠”。
八、试点工作步骤
1、2004年3月底前，各省（区、市）体育局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达的俱乐部试点单位名额分配，选定试点单位上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2、2004年5月前为审核阶段。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会同体育经济司及有关专家对各单位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经批准后，正式下达试点单位名单和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明细表。
3、2004年6月底前俱乐部正式挂牌并开始活动运转。
4、2004年底前各试点单位进行工作总结，并将文字材料上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九、试点工作要求
1、试点对象原则上在前三批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中选择。
2、试点采取自愿的原则。参加试点的省（区、市）能够确保要求的配套投入资金到位。
3、申报材料要真实、齐全，包括申报表、俱乐部章程、保证提供俱乐部使用的场馆所属单位的证明等。
4、试点周期两年。试点周期内原则上不再扩大范围。试点期间要加强跟踪研究和具体指导。试点结束后要能基本建立不同类型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模式，解决俱乐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5、各省（区、市）体育局必须加强对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
点工作的领导，统一归口一个业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实施试点工作。
6、各业务主管部门应主动会同有关管理部门，共同协商并严格按照本方案各项要求确定试点单位。
7、各试点单位必须按照本方案要求开展活动。同时，最大容量的吸纳社区内、外人员参加俱乐部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



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

作者：谷辽海
来源：http://www.liaohai.com.cn

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两年多来的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简称为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的前置程序。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行政主体一般就不受理投诉。

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若不受理质疑申请，或在法定期限内不做出答复意见，在此情形下，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甚至还可能存在采购主体的某种违法乱纪行为。此时视为质疑程序前置阶段已经过，允许相对人求助于行政救济途径，即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予以受理。

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通过采购主体与供应商之间双方自行解决争议，它可以化解一些内部矛盾，使某些纠纷平息于质疑阶段，避免行政投诉程序的提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行政管理资源。但是，质疑程序前置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例如《处理办法》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又如《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行政规章的这些规定内容将供应商质疑途径作为供应商寻求行政法律救济之前的初始阶段和不可缺少的一道程序，从而剥夺了法律所赋予供应商可以寻求多元救济途径的选择权。这样一来，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对弱势群体供应商所赋予的倾斜保护权利无形之中被化为乌有。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内容相冲突！从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政府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其中之一就是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有决定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评标标准和方式、评标和定标结果等等权利。虽然与供应商都是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但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客观上并不平等。故我国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选择各种救济途径的权利。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的内容，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答复的等等问题，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或者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也可以不提出。这里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是任意性法律规范，是否行使的权利由供应商自由选择。我们再来看法律对采购主体以及行政主体的义务性规范。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对于供应商的质询，都应当及时做出答复，而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也是应当及时做出处理。笔者从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数个“可以”以及法律对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多个“应当”进行对比，在政府采购救济途径方面，供应商享有的基本上是权利，而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更多的是义务。由此可见，我们不难明白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和对供应商合法权益的倾斜保护。然而，财政部出台的《处理办法》这部行政规章却妨碍了法律赋予供应商的多元救济途径。这里笔者还需要指出立法所存在的缺陷。从现行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对于质疑程序中，就供应商所提出的询问、质疑，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都有法定义务及时做出答复和处理。然而，作为一种义务性的行为规范，相对人如果不遵守这一行为规范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中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相关的行政规章也没有给予非常确定的答复。无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是难以建立起良好法律秩序的。故我国立法对采购主体所规定的质疑程序中的义务性规范，执行起来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保障。

财政部关于质疑程序前置的行政规章内容除了与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着抵触，还与我国其它法律相冲突。由于政府采购法中缺少公开招投标的相应章节，而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是公开招投标，故实践中的许多案件都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我们又离不开《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包括招标投标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供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可非常遗憾的是，我国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发生了严重的撞车和冲突。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两部法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内容不得与前述两部法律发生任何的冲突。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内容相矛盾、相抵触。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必然无效。为了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笔者认为，必须废除行政规章中无效的内容，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严肃性，以保证全国政府采购市场在统一的法制轨道上健康地运行。
(注：本文出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