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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省人民法院1949年11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意见

1950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司法部转来你院1949年11月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经研究结果，认为全文观点、方法结论大体上与政策总的方向相符合。推查原件对量刑问题的基本认识上写道：“我们的司法政策，是坚决镇压反动及破坏分子，保障国家与人民权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绝非片面。”似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作为一般司法政策，其实这一政策只是对于反革命性犯罪的政策，并非对于一般犯罪皆可适用之政策。又查一般群众的婚姻问题，夫妇感情不好，已达到非离婚不可的程度，自不能因其有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不准其离婚；但原文写道：“因夫妇感情不合，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提出离婚者，应判决其离婚。”可能使人误以“自己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为获准离婚之理由”。此两点应予提出。

附：河北省人民法院司法会议几个政策的总结
关于量刑问题
一、对于量刑问题的基本认识
我们的司法政策是坚决镇压反动及破坏分子，保障国家人民权益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绝非片面。量刑问题是具体贯彻政策的基本的一环。对这一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经过研究文件及结合具体案件的讨论，使我们更明确了一步。
二、量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由研究文件，转入具体案件量刑的讨论时，开始仍局限一、二个具体条件上，特别是仅在犯罪程度大小上打圈子，不知应如何考虑，如何确定，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起来，后经继续深入研讨，体会到量刑，应先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上出发，从政策上着眼，再结合具体条件，辩证地分析比较，衡量轻重，作出最后判决，这是量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反对粗枝大叶，机械地片面地主观臆断。
三、量刑的条件
第一，先决条件。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不重口供，禁止肉刑、不许指名问供。”要量刑得当，判案判地好，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以客观冷静的审讯工作与细密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先把事实弄清，再分析判定，否则就一定会犯错误。
第二，主要条件。甲、在主要条件的考虑上首先应从政策上去考虑，紧紧地把握住“公益重于私益”与“严惩首恶，教育胁从”的基本精神，结合具体条件分析判断，如果抛开政策去判案，就要犯错误。乙、其次，要倾听群众意见，善于把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作为判案量刑的根据，对群众认识不到，或认识不足的问题，要善于向群众解释，等待群众的觉悟，这样就不会使政策与群众对立起来。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从群众中来的，是一致的。如果群众对于我们政策办法接受不了，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正确的处理，否则就会犯错误。
第三，具体条件。甲、应从犯罪原因、动机和目的上分清其犯罪性质是敌人政治性的犯罪，抑是一般个人受旧社会遗毒的犯罪，还是工作上的错误，犯罪的性质不同，量刑上亦应有原则上的区别。乙、应从其犯罪方式、经过、程度及结果上弄清其应负的具体责任，也就是要分清其犯罪是否主动被动，首要次要，有计划的还是偶然的，应负责任大小等问题。丙、犯罪的时间与空间的考虑，即犯罪当时当地的情况，及判刑当时当地的情况的考虑，刑势变化了，量刑上亦应有所区别，例如对顽伪伙会等犯案，在战争胜利以前与战争胜利以后，应有所区别。丁、对犯罪者的出身、成份及年龄的考虑，我们反对唯成份论，同时也反对照顾这些必要的条件。
关于婚姻问题
一、对执行婚姻政策应有的认识
第一，我们的婚姻政策，包括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以男女双方是否自愿为结婚离婚的标准，但离婚如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异亦可离婚，任何人不得强迫干涉。我们在执行婚姻政策时，必须要反对一切强迫干涉结婚自由与离异自由的制度和行为。凡是干涉、强迫、买卖、童养媳等封建婚姻制度，我们必须废除，与此类似的行为必须纠正。
第二，我们的最终目的，固然是要达到完全的婚姻自由，但由于封建的婚姻制度所依附的封建剥削制度，以及群众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摧毁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教育过程。我们必须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情况以及群众不同的觉悟水平，逐渐地去实施，保守与急躁都是要不得的。
二、几个问题的处理原则
第一，军属离婚问题。处理军属离婚问题，应根据婚姻法规定处理，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根据下列原则处理。（1）顽伪组织人员参加我军后，对方提出离婚者，应按军人离婚问题处理。但结婚时，如有强迫霸占或其他类似非法行为者，可以批准离婚。（2）军人长期无音讯，经政府判决离婚，或未经政府判离即另行改嫁者，军人回家不应寻追，但愿回来的亦不加限制，要耐心向军人作好教育工作。（3）军人开小差后，女方提出离婚，不以现役军人论，如已判决离婚，即便男方归队，政府亦不应撤销原判。（4）荣军离婚问题，同样应本着巩固队伍的精神，对荣军多加照顾，女方提出离婚时，应耐心向女方进行教育，如确系根本感情不和，或荣军不能尽夫妇义务时，应批准其离婚，但应配合荣军局向荣军作好说服动员工作。以上是处理军属离婚问题应掌握的原则，不作宣传，处理这一问题，应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严防怕麻烦、拖延和简单从事等偏向发生。
第二，干部离婚问题。对干部离婚应以革命观点从发展的前途上去看这一问题，现在有些干部还看不惯，说“群众搞不通”。群众搞不通，我们可以说服教育群众，干部搞不通是从封建落后的观点出发，是不对的，或者说“过去感情不错”，感情也是发展变化的。婚姻是感情的结合，一方坚决提出离婚，就可以判离。离婚是不能坚持双方自愿原则的，但我们也必须反对“杯水主义”，有的干部为了达到离婚目的，给对方扣帽子。这是不对的。但这也是个教育问题，不能因此即不批准其离婚。
第三，一般群众的婚姻问题。一方面应坚持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应照顾家庭团结和睦生产。（1）离而复合问题。这问题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所致，“宁合不离”与“即离即不能复合”的思想，是违背婚姻自由原则的，都是不对的，应纠正。（2）“通奸”问题。通奸是违法的，但“通奸”一般的是由于旧婚姻制度不合理所造成，除对剥削阶级及流浪分子摧残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淫乱行为应予处罚外，对事实上已经存在之婚姻关系，应承认其为有效。对群众的自由恋爱，不能因其在恋爱过程中发生肉体关系（当然不应该）即限制其结婚。因夫妇感情不合与他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提出离婚者，应判决其离婚。离婚后与任何人结婚不能限制。所谓“相奸者不许结婚”是一种旧的观点。通奸是不对的。基本解决办法是贯彻我们的婚姻政策，单纯的限制与惩罚，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副作用。但在执行时不能太机械。（3）童养媳。童养媳是一种封建的婚姻制度，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要严格禁止。但在灾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条件下，不得已而童养媳者不要过于追究，将来女方提出退婚时，政府应批准。（4）买卖婚姻。一般的买卖婚姻，要根据清案工作初步总结中指示的原则处理。灾区群众生活困难，结婚时要些粮食，或其他款物，不要追究，对贩卖人口者，严予禁止。灾区或城市因生活所迫，不是感情不合提出离婚者，应结合民政部门与区村政府帮助其生产自救，这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必须慎重。
第四，离婚带产问题。（1）对土地所有权问题，要明确肯定地宣传一人一份。原则上女儿出聘、寡妇改嫁、妇女离婚，要准其带走，但执行时，应根据双方家庭的经济生活及发展生产的原则解决。（2）城市妇女离婚时，个人的财产个人取回，双方共同经营所得的财产，合理分配。
如系工商业，可由男方折成一部分粮款发给，但一般贫苦市民离婚者，应照顾双方生活，由双方协议解决。（3）烈士老婆改嫁。烈士的土地财产，如无公婆子女者，可以带走，如有公婆子女虽已分居，除将自己的一份土地带走外，对烈士的土地财产，为了照顾其公婆子女的生活，可由双方协议解决。（4）土改前结婚者，离婚时根据以上原则处理，土改后结婚者，如女方的一份财产尚未带到婆家，离婚时如取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外，不应带走一份。
如何贯彻保障人权政策
1．目前各地侵犯人权的现象，虽还相当严重，但这是进步中的缺点，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同时应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封建社会的余毒，它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肃清。
2．保障人权的贯彻中心环节，是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必须与各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建议党政领导机关及其他部门重视这一问题，从上而下的贯彻政策，经常对干部进行民主教育。
3．司法干部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严肃立场，无论任何人犯罪，都必须根据政策原则，予以处理。要敢于坚持真理，遇有原则分岐意见不能统一时，要报上级司法机关处理。
4．目前凡是存在乱捕、乱扣、乱罚违反政策的地区，当地领导机关及法院应认真检查纠正，对违反群众利益严重，为群众所反对的干部，应由民政部门处理或交法院依法予以处理，并对有关群众进行赔偿道歉、抚慰工作，以挽回坏的影响。必须纠正单纯从组织制裁上解决问题的偏向。
5．今后各级人民法院应以严肃态度接受人民对干部的控告，如确系犯法行为，应依法认真处理，不得借故拖延，要广泛向群众宣传，使群众知法掌法，对各级干部实行监督。
6．除现行犯外，严禁区村随便抓人扣人，遇有重大的嫌疑犯必须逮捕者，应事先将具体材料报县以上公安司法机关批准，按照法定手续逮捕，并立即送县，发现正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地富及奸特分子，要立即逮捕送县处理，不得纵容。要耐心教育区村干部防止“民不举、官不究”的自由主义态度。
7．对调解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时，对民事双方当事人严禁扣押，对轻微刑事犯，亦不得随便扣押，有逮捕、扣押之必要时，应立即连材料送县，不得擅自处理。


一起非道路交通事故涉及的法律问题

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 董振宇律师



问题；本案深静脉血栓后继治疗费计算是否合理？



基本案情：2005年10月12日18时左右，李某骑自行车于某村街道与其后刘某驾驶的无牌照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李某受伤，刘某为受伤。双方均未报警。李某在事故发生后将李某送至县第二医院诊治。诊断为;耻骨联合骨折，双下肢软组织挫伤。此间医药费均系刘支付。于2005年10月18日，由双方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刘某一次性给付李医药费1700元，此后李出现任何身体不好及病变与刘无关”。2005年11月4日. 李因左下肢肿胀再次到县第二医院治疗，经诊断怀疑深静脉血栓。2005年11月7日，李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后在该院进行了局部麻醉静脉滤网置放术。术后?予链激酶等溶栓、抗凝、驱聚等治疗。2005年11月25日，经医院同意后出院。并建议“;阿司匹林肠溶片50mg，口服3/日；潘生丁片50mg;蚓激酶胶囊60wu;终生服用”。

对第二次住院发生的费用及今后的治疗费，经多次协商，刘以调解书为由拒不赔偿。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协议书，要求刘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后继治疗费等费用。

被告辩称：李未观察后车辆情况，在未做手势的情况下强行左拐，导致与我方所骑摩托车碰撞。故原告所提请求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碰撞发生时原告于街右侧行驶，被告于街道中心线偏右侧行驶，碰撞前被告未鸣笛，被告前进方向与原告前进方向垂直距离约2.5米。

经原告申请，法院指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左下肢肾静脉血栓与交通事故有无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李2005年10月12日所受损伤与左下肢肾静脉血栓形成无直接因果关系，但受伤后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及局部损伤等因素可诱发或加重其左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经审理查明：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住院19天期间医疗费31478.34元，租床费554元，交通费432元，遵医嘱今后治疗费145696.32元（按全国人口平均寿命71.8岁计算尚需28.8年，按药品价格及医嘱用量计算，金额为13.86元/日）。另自2005年11月12日至2005年12月25日，共计44天，误工费602.8元，护理费58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元上述费用总计179508.66元。

法院认为：被告骑摩托车在村街道上行驶，应履行谨慎注意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6条：“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本案中街道无划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原告所骑自行车属非机动车，在街道右侧行驶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在欲超越原告时，未鸣喇叭，以引起原告注意，且在街道中心线右侧行驶，从而缩短了与原告的安全距离，违反了超车的有关规定，且被告无驾驶证，由被告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受伤致耻骨骨折，不具备报案条件，而被告未受伤，具备报案条件，但未报案。故被告应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虽称原告系突然左拐才与原告相撞，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因果关系既包括直接因果关系，又包括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致耻骨联合骨折，双下肢软组织挫伤，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是必然的。符合客观规律，而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受伤，长期卧位和肢体活动减少、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紧密性，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诱发或加重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具有特定环境下的必然性，因此原被告间交通事故与被告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由间接因果关系，被告作为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者应赔偿原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该交通事故只是诱因或加重因素，原告自身健康因素是其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内因。因此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原被告各自家属所签订给付赔偿金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但其中“后李出现任何身体不好及病变与刘无关”内容应仅适用于已发现伤情所引起的诸如感染等可预见性症状，而原告左下肢静脉血栓这种当时不能预见的症状的责任承担不能包含其中，否则违反公平原则。因此原告之损失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合议庭合议认为由被告承担40%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底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第1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刘某?付原告李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继续治疗费等共计人民币70103.46元。

2、驳回原告李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者观点

问题；本案深静脉血栓后继治疗费计算是否合理？

本人认为：本案判决被告负担28.8年的后继治疗费的计算方法缺乏法律依据，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第2款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一审法院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确定。器官功能的恢复费、适当整容费、以及其它后继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带时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鉴定结论确实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发生的医药费一并予以赔偿。”

可见后继治疗费是否支持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支持的条件为“确定必然发生”。依必然因果关系理论，必然性为前一现象与后一现象是内在、必然、本质的联系。本案中以平均寿命计算后继治疗费，并非必然发生。因为原告的寿命并非必然与平均寿命完全一致，实际可能大于或小于平均寿命，具有不确定性。

2、违反《民法通则》中确定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21条第3款“护理期限应计算至恢复自理能力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20年”。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之所以规定20年为上限，是因为“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计算期限过长难免会发生实际赔偿与生活实态不一致的情形，过分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负担，并可能使一次性高额赔偿转化为不当得利”。

本案判决中，后继治疗费“按全国人口平均寿命71.8岁计算尚需28.8年，按药品价格及医嘱用量计算，金额为13.86元/日”的计算方法，同样会产生因为“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计算期限过长难免会发生实际赔偿与生活实态不一致的情形，过分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负担，并可能使一次性高额赔偿转化为不当得利”的问题。对被告显示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