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本文主要从四点来论述的。
1、法治建设与司法体制的缺失。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自建国后我国从旧的司法体系逐步走上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几次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使司法体制逐步得到完善。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章中，本文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司法改革的根本依据。
3、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这一章中，着重论述了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知法必须先懂法，运用法律为民办实事，为全社会构建和谐的生存环境。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体会。本章主要用法治理念结合本职工作的实践来论述法治理念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本文还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司法改革工作的建议，针对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及颇有争议的论点阐述自己肤浅论述及观点，以求共识。
整篇文章的基点落在“法治”的观念上，党的“十七”大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成为各界的热论话题。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愿望。本人深信在党中央及胡锦涛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法治社会必能实现。
全文共6139字。
中国经济改革已走过三十年的辉煌路程，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了“而立”的时代，怎样评价这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民众与司法界争论不休，本人在司法实践中深有体会，结论是：喜忧参半，成功中大有不足之处。现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之论点阐述自己的论述。
法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相对完备的法律，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社会并非包揽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但一旦司法介入，法律的判断就是最高和最终的判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全社会都没有也不应当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一种秩序。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给司法体制改革带来了生机。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由“无产阶级专政”体制，逐步迈向民主法制；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新的科学发展观。
一、司法体制的缺失
三十年前的中国法治体制初创于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体制条件下，比较适合“领袖号召”的全民运动。这一体制与法治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法治进程中必然出现现有体制与法治要求的冲突，必然导致现有体制部分失灵，这就让社会付出必然代价。
首先，传统政策调整的空间被压缩，政策回归其指导地位，逐渐退出原来社会生活的直接规范，不再规范人们的具体行为。《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让这一进程明显加快。过去那种依靠政策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传统模式面临淘汰。
过去习惯的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模式面临转变，单纯依靠政策、依靠行政命令、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传统领导方法要尽快过渡为不仅依靠政策，而且更多地依法办事。
再次，同样初创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体制条件下，比较适合于群众运动的司法体制，也面临根本性变革。过去那种只把政法工作当成政治工作，把政法机关只当作专政机关，对司法官队伍只重视政治素质而忽视业务素质的状况，无法适应法治进程的要求，执法队伍的重建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观念变革和重建，是法治推进过程中必须的先决条件。新的适应法治要求，有利于法治顺利推进的新观念的形成，必然有个漫长过程。当旧的固有观念被打破，新观念体系尚未形成，容易出现模糊状态和真空地带，出现道德失范、价值观念混乱、行为模式失范的情况，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就是一例。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升，是司法改革的动力。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1、社会成本：集权政治已在社会中形成根深缔固的理念，怎样消除这“误区理念”，需要司法在执法工作中狠下一番功夫。广义讲，加强法治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族法治观念，实现全民族民主法治素质的提高，这是执政者需付出最大的成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程度决定法治社会的好与坏。
2、政治成本：推行法治，势必削弱权力机构对司法的干与。政府在司法工作逐步退出指导、管理、参与等不利于司法公正的环节，往往这时的权力机构会处于“权力失落”的尴尬局面，历史生成的原因，很难摆脱改革大趋势的阵痛。
3、司法机关需付出的成本：无论在行政执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能够用来作为定案依据的都只是“法律”上的事实即有法定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在证明事实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为了“程序正义”而牺牲“实体正义”的情况，应当强调的是就像民主从来就不能保证完全正确一样，法治也不能保证公平、公正。有时正常运行的法律程序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公正牺牲，这也是法治进程中应有的代价。
4、法律在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
法治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分权和制约，二是严格的程序。无论是分权和制约，还是严格的程序，其实施过程中往往都不如集权或人治机制那么“雷厉风行”，几乎都一定会消解一部分效率。某种意义上说，集权反而相对容易实现高效率。
从长远看，法治凭借分权制约以及严格的程序，通常可以避免错误，或者虽然出现错误但因为存在制度性的纠错机制，能够把错误扼杀于萌芽，不易出大问题和大动荡，有利于国家、社会地稳定发展。相反，集权统治往往采取“运动式”短期可以收效一时，甚至一定时期还可能“高产”，但由于集权缺乏制约，易出现错误，而且出错了也因缺乏制度化的纠错机制，易出大动荡，从长远看其效率反而不及法治。
高水平的法治要求和执法的高成本，势必导致国家财政对立法和执法的更大投入。而法治越健全，分工就越细，社会法律消费就越多，百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享受法治社会需要支付的成本。
立法有哪些成本？从静态看，法治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立法成本既指制定一部“良法”的成本，也包括消除“恶法”的影响所在付出的代价。而且，既使是一部好法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作为好法律的成本的一部分，需要加以控制。
制定“良法”的成本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从程序上看，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及立法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和相应的费用支出。另一方面，某一个立法建设变为国家的意志的过程有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这种全社会共识的形成本身需要一定代价，有时甚至需要社会或某一部分为此做出牺牲，例如，最近新通过的《劳动法》就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议。
有时，虽然制定的是“良法”，但“良法”及其实施亦可能有负面影响。因此，制定这种“良法”的代价，就是必须同时出台与之配套、旨在消除负面影响的法律，这也应当视作制定“良法”应有的成本之一。比如《破产法》的实施必然造成局部失业问题，而相应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和制度就要同时配套，否则造成社会不安定反过来会影响《破产法》的实施。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怎么方便怎么合算就怎么去做，成本成为影响一般人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应当创造条件大幅度降低守法成本，大到制度设计，方便民众以最小的代价就可以遵守法律。此外，还要通过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反过来促进人们选择守法。
守法的一种特别形式是“护法”。维护法律尊严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降低这种义务履行的成本，对“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实中国的司法工作者们所遭遇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由于我们的工作已经数量化了，所以公安机关多破案、检察机关多公诉案件和法院多判决罪犯都成了工作完成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时要讲良心，对司法人员的良心教育要重于业务素质教育，要以良心教育促进业务素质教育，不能要求强化司法权威而最终脱离民众。僵化的法律教育体系和社会的因循守旧是公认的障碍，而更大的障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中国的司法机关在执法一直被强调“统一”，既各个地区之间必须“执法统一”，各个部门之间也必须“执法统一”。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对中央及各地区和各部门是个好的愿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带来了一些棘手的疑问。
不断燃起的信心正提升中国各种执法部门的视线，使其超越了简单的危机处理。最为常见的情况是，每逢影响巨大或者特殊的案件，公、检、法三家部门经常坐到一起开“协调会”，这样的会议还经常由上级部门来主动组织，目的就是要各个部门统一意见，保证“执法统一”，以维护法律和政府的权威。
然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个不确定性是对案件状况过于草率的判断，是否会导致处理意见过早出台，从而危及案件公正客观？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执法统一”是什么意思？是与其他先进国家更相像，还是以中国过去具备的，往往独有的态度和做法为特征的法律？现在，中国法律界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分岐。
法官作为国家司法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肩负公正和道义，所以在不同法律意见时应该坚持，而不是检察院公诉就必须判有罪，更不应该把得罪检察院和公安局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同样对于检察院和公安局来说也应该有着这样的执法追求。
三、司法改革最终目地是追求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法学教育越来越发达，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越来越高。但是，司法部门的威信、法律的威信却成反比下降。主张“恶法亦法”必然导致人民的法律脱离人民这一真理，正在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所证明。
如果普通民众基本上不可能懂法，只可能懂理是一个事实，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保证我们的法不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这就是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恶法亦法”的观念，必须以普通民众都能理解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作为指导我们制定、适用、执行法律的基础，灵魂限度和根本标准。
决不能像历代法学思想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强迫基本上不可能懂法的普通百姓向我们制定法律、理解的法律靠拢。而是我们法律的制定、理解、执行都必须向百姓所认同的最基本的是非观、价值观靠拢，向百姓所奉为基本行动规则的“常识、常理和常情”靠拢。这里所谓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从法理上讲就是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和价值观。
我们的司法者、执法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当然只能以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为依据。强调讲法必须讲理，强调常识、常理、常情是法的基础、灵魂，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司法者、执法者对法律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基础之上，系统全面把握法律的基础之上。与“立法原意”不同的是，常识、常理、常情对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讲，都不纯粹是一种外在认识对象，而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融入了每一个正常人潜意识深处的是非观、价值观，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而对自己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外在条件的认识，是一个人要生存、要发展的本性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是人的本性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的体现。所以，作为现代法治之基础的“常识、常理、常情”到哪里去找，答案是：请到我们自己的良心中去找。“良心”这东西，看起来似乎很神秘，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良心不是别的，良心是一个人对其所处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的认识，是一个社会民众普通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在一个正常人心灵中的反映。所谓现代法治是常识、常理、常情之治，实质上意味着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是“人性之治”、“人心之治”、“良心之治”。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来理解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司法独立应有内涵的诠释，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性要求。马克思曾经强调“法官只服从法律”，“服从凭自己的真心所理解的法律”。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体会
司法改革的一个动力，源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目前，社会舆论对司法领域的腐败案件特别关注，部分人对法官职业的理解和判断存在负面看法，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关键点，这也是司法改革需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司法公正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实现公正是需要条件的。
1、独立的审判制度。这是我国司法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须承认的职能要求，我们只要承认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存在，它们之间就应该有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司法独立不等于“三权分立”，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我国，它是宪法中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来自政府的干涉。现在的司法权设置与行政权设置的范围完全重合，法院的办公、人员工资等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负担。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2、司法效率。就是我们常说的“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中国的百姓恶意诉讼，无理取闹近几年时有发生，但绝大多数的百姓是善良的，诉求是朴素的，达到的“理想”也是非常非常低的。百姓不到水深火热、忍无可忍，甚至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决不会到法院打官司，他们朴素的诉求就是期待司法主持公平、正义，以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和权利。所以司法效率是公正的生命线，这是司法公正必不可缺少的内涵。
3、司法权威。司法应该有权威。权威含意就是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拥有绝对的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不应加以修改。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独立的问题不解决，权威的问题一定会出现。
财政部关于印发《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工作规程》的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工作规程》的通知
2002年4月2日 财预〔2002〕97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警总部(指挥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以下简称限额预算)的管理，规范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在限额预算编报和执行中的行为，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外汇资金合理、合法使用，防止逃汇、套汇、骗汇等现象的发生，根据《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财务管理暂行规定》(1994年3月29日财政部令第7号)精神，制定本工作规程，请遵照执行。
附件：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工作规程
附件：
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
限额预算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和执行的管理，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财政部令第7号)及相关法规制度，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是指财政预算内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非贸易项下从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所需外汇的总称。
第三条 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项目包括驻外机构用汇、出国用汇、留学生用汇、聘请外国专家用汇、国际组织会费用汇、救助与捐款用汇、政治业务用汇、对外宣传用汇、股金与基金用汇、援外用汇、个人用汇、境外朝觐用汇和经批准的其他用汇。
第四条 财政部是全国限额预算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限额预算的下达和监督执行，并提供相关政策和制度保证。中央各部门、各地区财政厅(局)在财政部指导下，负责下属单位和本地区限额预算的管理。
第五条 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是限额预算拨付代理银行，负责办理限额预算的拨付与清算业务，确保限额及时拨付，并监督执行。
第二章 限额预算的编制及下达
第六条 每年10月15日前，财政部根据国家外汇收支管理规定和宏观财政政策取向，向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印发《关于编报年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预算的通知》。
第七条 每年12月15日前，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按照财政部《关于编报年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预算的通知》，根据当年限额预算预计执行情况、下一年度对外交流及业务发展用汇需要，向财政部报送本部门、本地区下一年度限额预算报告，限额预算报告分四个部分：一是当年限额预算预计执行情况；二是下一年度限额预算需求情况；三是本部门、本地区有关基础数字，包括驻外机构及人员数、出国人数、留学生人数以及购汇人民币资金的来源等；四是其他需要反映的问题。限额预算报告必须对预算比上年执行增减项目、增减数额及原因作详细分析说明，具体编报要求如下：
(一) 驻外机构用汇。基本支出根据本单位派驻境外的机构、人员及相关开支标准测算；项目支出要附项目可行性报告。
(二) 出国用汇。根据外事出访计划和国家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并考虑上年限额预算执行情况测算。
(三) 留学生用汇。根据派出留学生人数及国家教育部制定的留学生境外费用开支标准测算。
(四) 专家用汇。根据经批准的聘请外国专家的计划和国家外国专家有关生活待遇标准测算。
(五) 国际组织会费用汇。根据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组织应缴纳的国际组织会费比额测算。
(六) 救助与捐款用汇。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的国际救助与捐摊款计划测算。
(七) 政治业务费用汇。根据政治业务用汇实际需要测算。
(八) 对外宣传用汇。根据对外宣传工作实际需要测算。
(九) 股金与基金用汇。根据我国在国际基金组织中所占的股金与基金份额测算。
(十) 援外用汇。根据国家的援外政策及本部门执行援外任务的实际用汇需要测算。
(十一) 个人用汇。根据计划出国人数及国家因公临时出国人员自费购汇标准测算。
(十二) 境外朝觐用汇。根据宗教团体组织穆斯林赴境外朝圣的实际用汇需要测算。
(十三) 其他用汇。指没有列入上述用汇的其他项目用汇，主要指用于教育、科研等工作需要购买设备、仪器、材料、图书以及租用国际卫星等用汇，根据实际用汇需要及相关标准测算。
第八条 下一年度2月底前，财政部根据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报送的年度限额预算，经过汇总、审核和综合平衡后，向国务院报送本年度全国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安排的请示。
第九条 年度购汇限额总预算经国务院批准后，财政部应于30日内将指标下达给中央各部门、各地区。
第十条 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收到财政部下达的限额预算后，原则上应于30日内向所属单位或地区下达限额预算指标。
第三章 限额预算的拨付和执行
第十一条 为确保正常用汇，在当年限额总预算未经国务院批准之前，根据中央各部门、各地区的申请，每年1月1日，财政部可以预拨本年度第一季度限额预算(原则上不超过上年执行数的1/4，专项支出根据实际需要核定)。
第十二条 根据外事工作进度、用汇需要和财政部下达的年度限额预算，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应于季度终了前10日内向财政部申请拨付下一季度限额指标。具体程序如下：
(一) 申请拨付限额
申请拨付限额时，须按规定格式填制“×××年第×季度购汇人民币限额申请表”(见附一)，由经办人、财务负责人及单位领导签字(或盖章)后，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报财政部。
(二) 核定拨付限额
1．财政部在收到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限额申请表后，应对用汇申请进行认真审核，包括用汇申请是否符合限额预算所规定的范围、申请额度是否在限额预算指标之内、申请手续是否齐全、是否按要求填报等。
2．财政部将经核定后的单位用汇数，填列在“×××年第×季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申请表”中，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一份寄返用汇申请单位作记账用，一份留部存查。
(三) 通知拨付限额
1．对中央各部门的申请，财政部根据核定的限额数，填制“非贸易非经营购汇限额季度拨款通知书”(见附二)，一式两份，经办人和主管领导签字后，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一份送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通知其增加用汇申请单位限额，一份留部存查。
2．对各地区的申请，财政部根据核定的限额数，填制“非贸易非经营购汇人民币限额调拨单”，调拨单一式四联，由经办人和主管领导签字后，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转中国银行总行，由其具体办理银行间外汇划拨手续。调拨单第一联由中国银行总行在调拨后退财政部，第二联由中国银行总行留作付出记账凭证，第三联由中国银行总行寄调入银行作收入凭证，第四联由调入银行记收后退调入单位。
(四) 限额拨付时间
限额预算拨付的截止时间，年初预算项目为当年12月20日；追加预算项目，原则上不超过当年12月25日。
第十三条 为确保预算与执行的统一性、准确性及严肃性，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限额预算及分项目额度使用，原则上各项目预算之间不得调剂使用，不得用其他项目用汇限额弥补出国用汇的不足。项目预算限额之间确需调剂的，调剂用于一般项目的，由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决定，并说明理由，报财政部备案；调剂用于出国用汇和个人用汇的，报财政部核批。
第四章 限额预算的追加
第十四条 年度限额预算经批准后，中央各部门、各地区不得突破，也不得随意申请追加。
第十五条 在年度限额预算执行过程中，确实需要追加的，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须向财政部报送申请追加限额预算报告，报告的内容应包括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年初限额预算安排情况、限额预算执行情况、申请追加限额预算的原因及申请追加限额预算的标准(或依据)等。
第十六条 申请追加限额预算报告的时间，除国务院特批事项外，原则上从下半年开始至12月15日止。
第十七条 财政部在接到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报送的申请追加限额预算报告后，按照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年度限额总预算的平衡情况以及外事财务制度的规定，依据“保障重点、压缩一般、节约用汇”的原则，予以核复。
第十八条 限额预算追加指标的发文截止时间，原则上为当年12月25日。
第五章 限额决算的编报
第十九条 中央各部门、各地区于每年1月31日前，根据财政部《关于编报年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预算的通知》，向财政部报送上一年度限额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报告要对限额预算执行情况作详细说明，包括执行比预算的增减额、增减比例、主要原因等，并附执行情况报表和“预算内非贸易非经营购汇人民币限额支出签证单”(见附三)。
第二十条“购汇人民币限额支出签证单”是年终各用汇单位限额账与中国银行进行对账结算的重要凭证。按照规定，限额预算不能跨年度使用，年度终了后，银行要将各单位账户中结余的购汇限额全部注销，各用汇单位填写“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限额支出签证单”，经银行核对无误，加盖公章后，随年度执行情况一并报财政部。签证单中各项数字的截止日为每年12月31日。
第二十一条 购汇人民币限额签证单各栏数字应按下列口径填写。
(一) 拨入限额累计＝上级拨入限额累计数－转拨限额数(没有转拨限额的单位，只填拨入限额数)。
(二) 支出限额累计＝上级拨入限额累计数－转拨限额数－年末限额结余注销数(没有转拨限额的单位即为：拨入限额累计数－年末限额注销数)。
(三) 注销限额累计＝上级拨入限额累计数－支出限额累计数。
第六章 限额预算账户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用汇单位购汇人民币限额账户统一设在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
第二十三条 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财政部门核定的开户名单为用汇单位建立账户。
第二十四条 限额账户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第二十五条 一级账户。各级财政部门在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限额账户统称为一级账户。财政部限额总账户设在中国银行总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限额账户设在中国银行各分支机构。县(含县级市)原则不办理购汇人民币限额指标业务，如确有需要，要报上一级财政部门审批后方可开立账户。
第二十六条 二级账户。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限额账户统称为二级账户。
第二十七条 三级账户。一、二级账户以外的购汇限额账户统称为三级账户。下属单位多、用汇量较大的部门，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在二级账户下设立三级账户。
第二十八条 各用汇单位在同级财政部门核定的购汇限额预算内，通过设在中国银行的限额账户，进行外汇的购汇和核销。用汇单位要建立完整的购汇人民币限额账表处理系统，及时将限额的增减登记入账。中国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按月向财政部门和各单位提供对账单。
第七章 小额用汇单位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小额用汇单位是指年度用汇限额在一定限额以下(中央部门在50万元以下)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小额用汇单位不单独设立限额账户。
第三十条 为加强小额用汇单位的用汇管理，财政部门采取不同于一般用汇单位的管理方法，对其用汇情况进行逐项审核，并从财政部门掌握的限额账户中直接拨付。
第三十一条 对小额用汇单位临时出国团组购汇的审核程序是：
(一)用汇单位根据出国任务批件的规定，按国家外事财务制度规定的标准，编制出访团组用汇预算报财政部门。
(二)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外事财务制度规定，对出国团组用汇预算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在用汇单位填制的“非贸易非经营用汇申请书”上填列核定数，由经办人员和主管领导签字后，加盖“购汇人民币限额专用章”，交用汇单位到中国银行办理具体购汇手续。
(三)出国团组完成任务回国后，用汇单位财务部门应对其出国用汇情况进行审核，办理费用报销手续；对结余的外汇，用汇单位财务部门须填制“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退汇通知书”，由财务负责人签字，并送财政部门盖章后，交中国银行办理退汇手续。
第八章 外汇现钞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 外汇现钞是指能自由兑换、并能在外汇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货币。它包括纸币和铸币。因其安全性要求高，流通性强，国家对外汇现钞的携带有严格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凡需要携带外汇现钞出境的出国团组，提取现钞超过等值5万美元的，必须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对用汇单位的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开具“非贸易外汇支付现钞通知书(见附四)”，经主管领导签字，由用汇单位送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凭财政部门开具的通知书办理外汇现钞兑换手续。
第九章 限额预算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财政部对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限额预算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中央各部门、各地区财政部门负责本部门、本地区限额预算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三十六条 限额预算的监督检查主要包括：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是否按规定纳入限额预算管理范围；是否按预算规定的范围供汇；是否有超预算用汇、挪用或乱摊乱挤限额现象；因公临时出国人员是否按国家制定的出国用汇标准用汇，有无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行为；有无出国绕道旅游现象；回国后是否及时办理了外汇核销手续；出国留学人员用汇是否按标准核汇；国外接待方提供的资助或赞助费用是否从用汇总额中扣除；驻外机构的外汇支出是否符合相应的开支管理办法规定；外汇现钞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按程序报批；各单位报送的外汇财务报表是否真实，是否准确地反映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等等。
第三十七条 财政部每年对限额预算的执行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限额预算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程所称中央各部门是指财政预算内的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常委会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人民团体，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警总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各地区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
第四十条 本规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以前规定与本规程相抵触的，按本规程执行。
第四十一条 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可根据本规程制定本部门、本地区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管理具体实施办法。
附：一、×××年第 季度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限额申请表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1_20050623.jpg
二、财政部核拨×××年第 季度购汇人民币限额通知书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2_20050623.jpg
三、预算内非贸易非经营年购汇人民币限额支出签证单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3_20050623.jpg
四、非贸易外汇支付外币现钞通知书
http://www.mof.gov.cn/news/file/wg0208_caiyu0297f4_2005062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