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城市道路井具设施监督管理办法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
太原市城市道路井具设施监督管理办法
太 原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 59 号
《太原市城市道路井具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3月1日市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张兵生
二ОО七年三月三十日
太原市城市道路井具设施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井具设施的监督管理，保障城市道路完好、畅通，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太原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道路范围内井具设施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井具设施（以下简称井具设施），是指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供热、有线电视、交通信号、消防、园林、房地产等各类地下管线的井盖、井座、进水口等设施。
第四条 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井具设施的监督管理。
规划、建管、公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井具设施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井具设施的产权单位是井具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单位（以下简称管护责任单位），负责井具设施的巡视、养护、维修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的井具安装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符合城市道路技术规范。使用的井具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第七条 建设单位在道路和管线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中，应当保护好现有井具设施。新建管线在竣工验收前，井具设施由建设单位负责管护，如损坏应当恢复原样。如遇大修、中修道路需要调整井框高差的，建设单位及时通知管护责任单位，并由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标高进行调整。涉及到管线及其附属设施需要调整或者改造的，由管护责任单位配合，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调整。
建设单位在道路上设置井具设施等工程竣工后，应当通知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参与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八条 井盖必须有标明管护责任单位的标识。不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井盖，由管护责任单位负责更换。
第九条 井具设施应当逐步推广新材料、新产品。
第十条 管护责任单位应当建立井具设施巡视管理检查制度，管护责任单位的巡管人员应当定期对管护的井具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并对巡视、养护、维修等情况进行登记备查。
巡管人员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井具丢失、损坏等情况，立即设置警示标志，并在两小时内组织补修更换。如不属于单位管辖设施，应当及时通知12319或者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12319、其他单位或者群众反映的井具问题后，应当及时到达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并立即通知管护责任单位。
管护责任单位应当在接到通知时起半小时内到达现场，2小时内补装、维修或者更换。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应纪录。
第十二条 管护责任单位的管护（巡视、养护、维修）人员打开井盖进行检查、养护、维修作业时，应当按照规定在井口周围设置围挡和警示标志。井中清理出的污泥杂物不得落地，直接装车清运。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恢复道路原状。
第十三条 因井框不稳定、损坏或者因井室渗透引起井具周边路面破损、井框高程超标等，由管护责任单位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及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要求及时维修、调整。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城市道路范围内的井具设施。
城市道路范围内的井具破、碎、裂、废设施，由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行统一回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销售城市道路井具设施。
第十五条 因井具缺损或者井框高程超标等，造成行人和车辆事故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的井具不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
（二）井盖上未标明管护责任单位标识的；
（三）建设单位在新建道路和管线工程中，对现有井具设施造成损坏或者未行使管护责任的；
（四）管护责任单位未按照规定履行巡视职责，造成井盖缺损未及时发现的；
（五）井具设施缺损，管护责任单位未按规定时间更换、修复的；
（六）维修作业时，未在井口周围设置护栏，施工结束未清理现场、恢复道路原状的。
第十七条 对破坏、盗窃井具设施或者擅自收购井具设施、破损井具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井具设施监督、执法、管护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一次经济论坛上笔者的讲稿，后被《财经报道》杂志略加修改后刊发于2003年6期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瓶颈”的深层原因
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赞叹不已时，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却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最强烈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上市公司这几年丑闻不断、败绩连连，比如银广厦、生态农业（原名蓝田股份）、郑百文、农商社、猴王等等。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除了一部分真正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之外，其余的也在这几年里相继陷入了困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这几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3年里，“排头兵”的腰杆不直了，弯了下去，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垮了下来，成了“病力军”。这足以使我们警醒——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强烈的瓶颈效应？深层原因在哪里？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目前以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市场经济瓶颈”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没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之历史遗症！这才是内因，是最关键的原因。
剖析一：两权分离、法人财产权、经营者代理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是由于市场经济越向更高阶段发展，企业规模就越大，社会分工就越细，所有者越没有足够精力和能力去直接管理企业，必须把企业交给专门的经理人（即职业经理人，或称支薪经理人）去具体经营。这样，就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法人财产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一种法定权利，它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免受股东非法操纵的“法律之盾”。
经营者（经理层）所控制、使用的财产，虽然从本质来源上说是股东的出资，但按照法律规定，却是直接地、合法地来源于法人所拥有的财产。况且，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雇佣关系中，所有者很难确切知道经营者的真正能力、禀赋、以及他所掌握的经营信息，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例如，经营者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肯定掌握了一些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只有经营者自己知道，所有者很难了解详情，如此，经营者就可能利用这些不对称的信息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追求不正当的个人私利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司和所有者的利益。这就产生了“经营者代理风险”的问题。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里，两权分离远比非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彻底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滋生经营者代理风险。这就是近几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频频“出事”的内因。
剖析二：科斯定理、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也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里，绝大多数董事、监事、经理都是“纯粹的打工者”，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有企业的这种现象更是明显、普遍。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刘大洪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中国国情与日韩奇迹、后发优势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这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场导向型，以美英为典型；二是银行导向型，如日韩等国。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但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应偏向于银行导向型。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日本、韩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二战之后，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日韩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二战后的日韩，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日韩，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日韩。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日韩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中国的两难选择：日韩衰退与美英稳健
如上所述，中国应倾向于借鉴日韩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九十年代初以来，日韩曾经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风光不再，日韩经济模式的弊端终于浮出水面，两国的许多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多家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国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该模式使企业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企业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企业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我们对二战之后（注意是二战之后）美英发生的银行危机与日韩发生的银行危机进行一番对比，会发现一个规律：美英的“银行”危机大都是“纯粹的银行危机”，很少大面积地、严重地波及整个国民经济，通常不会导致企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闭；而日韩的“银行”危机则会演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远远超出“纯粹银行”的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鲜明对比？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刘孟奇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美英是市场导向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最终，企业就是健康的企业，国民经济也是稳健的经济，不会出现全局性的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也不会出现普遍性的大衰退大危机。（虽然2001-2002年的美国纳斯达克“网络股”出现了大滑坡，但那只不过仅仅局限于网站公司范围内，波及面十分有限。）
中国在构建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时，面对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和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会陷入两难之中：中国当前“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要求倾向于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却令我们必须慎重思考；而如果借鉴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其发展速度明显不合我们所望。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突破瓶颈的九项具体对策
通过考察分析有关国家的经验及教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遇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明显的一次瓶颈，这次瓶颈是由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能否以及如何突破这个瓶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或许，下述九项具体对策不失为一些良方：
1、国有股减持。前文已经论述，国有企业及国有股会产生“双重代理风险”，包括经营者代理风险和所有者代理风险。针对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股减持”，国有资本淡出竞争性行业，让渡给民营资本。
2、大力培育直接融资渠道，包括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等。这有利于将来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
3、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在巩固传统的几大商业银行的同时，发展中小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能较有效地避免“国有银行的经营者道德风险。”
4、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它能以专业的、高效的、廉洁的手段去行使股东权、监控经营者的行为。
5、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限制大股东的任意操纵权。大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对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控制，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从长远看，这十分不利于培育健康的、普遍的直接融资渠道，不利于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6、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禁止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多权集于一人”之现象，防范内部人控制和经理层腐败。股东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聘用高层经理，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同时，它又代表股东来监控经营者。董事会在我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居核心地位。
7、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人才市场来选拔、聘用人才，而不是通过行政任命、暗箱操作。人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商品市场一起，共同构成将来“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的坚实基础。
8、推进“人才配股期权计划”、以及“员工持股计划”，来防范经营者代理风险。
9、完善法律法规，使公司董事、监事、主要经营者负起法律责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使这些负责人畏惧法律，不敢损公肥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