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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需待修改与完善

郭山珉


一．完善盗窃犯罪立法形式或体例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一般要占整个刑事犯罪的二分之一，有的高达70%至80%。以我院近三年批捕数据为例，2002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73.4%和75.6%；2003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67.1%和65%；2004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83.9%和84.3%，盗窃犯罪始终居高不下。盗窃犯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金融机构，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盗窃电力、水力、天然气等具有经济能源价值的无形财产，还包括存单、债券、提单等有价证券；根据刑法第265条的规定，通信线路、电信号码和电信设备、设施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法人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20多种犯罪。1997年在修订刑法时，对盗窃罪作了较大修改，现行刑法典虽然将盗窃罪从诈骗、抢夺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条文，并将盗窃罪采用简单罪状的描述形式，但本人认为，其内容仍过于简单，不符合盗窃犯罪的实际情况，使得盗窃罪在司法认定中常常发生许多疑难问题，应对盗窃罪设专章（节）或制定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犯罪条例》。
1、惩治盗窃犯罪的重要性决定了应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而完善的立法，又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完善的立法又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的发生。如果占刑事案件40%至50%的盗窃案件得到有效控制，整个刑事案件将大幅度下降。可见，盗窃犯罪的立法好坏，是一个事关50%案件的审判质量问题，是一个事关50%犯罪的防治问题。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罪条例》，或者刑法典中专章或专节进行详细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2、盗窃犯罪的复杂性决定了应设立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无论从犯罪对象来看，还是从犯罪形态等方面来看都很复杂，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便于详细规定。具体内容应包括：普通盗窃、加重盗窃、法人盗窃、亲属盗窃、盗窃未遂、盗窃通讯设施等、盗窃电力等能源、盗窃文物、盗掘文物、盗掘墓葬、盗窃信用卡、增值税发票等、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监守自盗、盗用交通工具，以及其他需要规定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对盗窃犯罪的防治问题进行规定，如尚不构成盗窃的劳动教养或治安处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青少年盗窃的处理问题等，都可以作出相应的规定。
3、外国立法和我国有关立法对盗窃犯罪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许多国家对盗窃罪设立了专章，英国还专门制定了《盗窃罪法》，我国现行刑法对走私罪、金融诈骗罪、危害国家税收管理罪等都以专节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对贪污贿赂罪以专章的形式予以规定，这些都为建立一部体系完整的惩治盗窃犯罪法律或专章或专节规定盗窃罪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鉴于现行刑法典实施时间不长，可以先行制定一部惩治盗窃的单行法律，待再次修改刑法时，将其纳入刑法典。
二．修改盗窃罪立法内容
1、应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
现行刑法典第264条把“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之一，这比1979年刑法以单一数额定罪的规定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不利于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把小偷小摸性质的盗窃作为犯罪处理。二是用“多次盗窃”作为认定盗窃罪的标准不科学，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是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数额上，为防止唯数额论，在数额之外规定补充条件是可取的，但必须是能够准确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条件，“多次盗窃”即便是三次以上，如果数额较小，又没有其他严重情况，如小偷小摸等，显然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能以犯罪处理。三是“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补充要件，不能覆盖数额外的各种犯罪现象，仍然有补充不全面的问题，如情节严重的盗窃未遂，盗窃重要物资而实际获得财物数额未达较大的等等，这些均不能用“多次盗窃”来解决。因而，本人认为，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标准，又能较好地解决罪与非界问题。
2、应修改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适用，避免脱档问题
从现行刑法典来看，盗窃金融机构在刑罚适用上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幅度。因为现行刑法典第264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从上述法条表述来看，只要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了，这显然是立法上的疏忽和用语不当造成的。对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不分情节轻重，一律判处无期或死刑，不仅造成中间的量刑幅度脱档，而且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应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或者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而且情节严重的；（二）……。”
3、应将盗窃珍贵文物的盗窃行为设立单独的刑法条文
珍贵文物具有特殊性，一般不能直接用数额计算其价值，而现行刑法典将其与盗窃其他一般财产合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是不恰当的。一是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用这个标准适用盗窃珍贵文物显然不切实际；二是盗窃一般财产量刑幅度的划分标准也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物的量刑幅度的标准是数额大小，而珍贵文物一般难以计价。因此，应将盗窃珍贵文物从盗窃一般财物中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条文并规定专门的量刑幅度。可以这样设置：盗窃珍贵文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至于情节轻重的划分，主要根据盗窃珍贵文物的等级和件数而定。
4、应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修改为职务侵占罪
现行刑法典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邮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由原来的贪污罪改为盗窃罪，立法意图是为了准确地反映本罪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的本质特征，因为窃取财物的实质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犯。但本人认为，这一修改仍为不妥，应定为职务侵占罪。一是邮政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身份，即属于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二是邮政工作人员这种窃取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三是这种行为侵犯的是本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刑法典第91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业务过程中，窃取收发人的财物，应视为对本单位财物所有权的侵犯。
同样，铁路上的行李包车间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与邮政工作人员相似，他们都是企业单位人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的行为，均以职务侵占罪受理审查批捕、起诉。
5、应废除盗窃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犯罪规定限制条件来适用死刑，但这一问题仍需探讨。（1）盗窃罪是一种纯粹的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唯一客体是财产权利，刑法不仅要保护合法公民的权利，同样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财产权同生命权相比，后者更为重要，这是现代人权理论的精髓，即便是再严重的财产损失也不能与剥夺生命权划等号；（2）盗窃罪直接侵害的是财物所有者（或占有人）对财物的所有关系，虽然也会导致其他的危害后果，但毕竟不是直接的，而且对盗窃罪的危害后果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补救；（3）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保护与打击并重，教育与惩罚结合，而保障人权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4）盗窃犯罪猖獗有其多种原因，死刑的震慑未必能减少犯罪；（5）对盗窃罪适用死刑，不利于罪犯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罪行，也不利于积极退赃。因此，废止盗窃犯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是最理想的举措。
三．补充盗窃罪立法内容
1．增设单位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单位盗窃未予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现行刑法典颁布以前司法解释为单位盗窃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对其有关人员按盗窃罪批捕、起诉。这种将单位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虽然起到了事后制裁作用，但作为一个内部文件，不能起到事前规范作用，不能有效地防止单位犯罪的发生，况且与现行刑法典的基本精神相违背，难以继续适用，因此建议增设单位盗窃罪。这是因为：一是单位组织盗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二是把单位盗窃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不科学。单位盗窃和自然人盗窃两者之间的构成要件不同；自然人盗窃的刑罚规定难以适用单位盗窃；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比较困难。三是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不符合法治原则。从法治原则角度来讲，单位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单位盗窃按自然人处理，实际上修改了自然人盗窃构成的要件，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盗窃犯罪构成要件。四是将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与整个法人犯罪立法不协调。对其他单位犯罪设立了单独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而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显然会加重单位盗窃具体犯罪者的刑罚。
2．设立家庭成员和亲属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家庭成员和近亲属之间的盗窃未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对此作了有关司法解释和批复，都指出，一般不应作盗窃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是很难的。一是难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什么是“确有追究必要的”，没有具体标准，致使这类案件难以处理或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二是难以适用刑罚，按照一般盗窃罪的量刑幅度适用刑罚，很难与社会上的盗窃区别开来，因为现行刑法典规定不具有减轻情节而需判处法定刑以下刑罚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且从理论上讲，特殊减轻是针对某种犯罪的个别特殊情况而设立，如果某种犯罪都应减轻处罚，就只有通过立法途径解决了。
3．在刑法典中对盗窃犯罪对象予以列举或解释说明
在刑法典中对盗窃对象进行列举或对一些可能发生争议的对象进行解释或明确，对统一执法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建议在立法中对于电、光、热等能源直接规定为盗窃对象，并将其他一些有争议的对象，如不动产、科技成果等进行界定。同时鉴于我国刑法典按侵犯客体的性质划分犯罪性质，对盗窃罪的范围有一定限制，因而有必要在刑法条文中规定：“对于法律另有规定的盗窃对象，不适用盗窃罪的规定，而适用特别规定。”
4．在刑法典中对数额以外的加重情节予以明确，在司法解释中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予以规定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加重问题，虽然在规定数额加重的同时，也规定了情节加重并列举了两种特别加重情节，即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但没有列举一般加重情节，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也不明确，不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因此建议在刑法条文中直接标明具体加重情节，并在司法解释中规定重情节的适用规则。一是可以给法官提供可供量刑考虑的具体标准，便于操作；二是直接把加重情节列举在刑法典中，具有防范和震慑作用，使一些人望而生畏，不敢为之，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盗窃犯罪或重大恶性盗窃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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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秉志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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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主编：《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礼仁著：《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曲新久著：《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明楷编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2005年9月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诉讼监督的新规定
　
修改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新增了12个方面的规定和任务，其中侦查监督4项，审判监督3项，监所监督2项，既有侦查监督又有审判监督的2项，既有审判监督又有非刑罚执行监督的1项。其内容为:

(1)对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即第47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2)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监督。即第55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即第73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4)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即第39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10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5)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等的监督。即第115条规定的，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等5种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该机关受理申诉或者控告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6)要求侦查机关(部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即第171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

(7)对死刑复核进行监督。即第240条规定的“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8)对再审庭审活动的监督。即第24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9)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即第255条规定的“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10)对减刑、假释的同步监督。即第262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假释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时，应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11)对没收违法所得裁定的监督。即第282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的裁定可以提出抗诉。

(12)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监督，即第289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二、修改后刑诉法对诉讼监督新规定对诉讼监督制度的意义

修改后刑诉法对诉讼监督的新规定，为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完善诉讼监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充实了监督内容。现行刑诉法虽然在总则中(第8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但在刑诉法分则中，该原则体现得相当原则和笼统。总则与分则之间的这种断层与不协调，致使刑事诉讼监督工作举步维艰，刑诉法总则规定的法律监督原则难以落到实处。修改后刑诉法的上述规定，充实了分则中关于诉讼监督的内容，使总则中规定的法律监督原则在分则中得到进一步体现，为强化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2.拓宽了监督范围。现行刑诉法仅对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和监所监督等有原则规定。修改后刑诉法新增的规定，有的拓宽了监督领域，如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属于非刑罚执行方式的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是对强制措施执行的监督，显然是拓宽了监督领域。有的拓宽了监督范围，如死刑复核监督。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刑诉法将其单列一章进行规定，其实死刑复核程序从大概念来说属于审判程序，但有关部门对其性质认识不一，现行刑诉法分则也未对死刑复核法律监督作出规定。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了对死刑复核的监督，从而拓宽了诉讼监督的范围。又如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过去仅对超期羁押的予以监督，而对期限内的羁押则未列入监督范围。修改后刑诉法为了保障被羁押人的权利，规定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也是对监督范围的拓宽。还有些规定是拓宽了诉讼监督的角度和层面。如现行刑诉法仅从针对有权机关的违法行为或处理诉讼当事人举报、申诉的角度来规定诉讼监督，这次还从受理律师申诉、控告角度，规定了对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

3.完善了监督方式。如对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的监督，现行刑诉法仅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但是，法律未赋予人民检察院发现违法的必要渠道，影响了检察院对违法的及时发现;同时，这种事后监督充其量只能救济于已然，而不能防范于未然，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效果。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掌握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审批活动的渠道，规定监狱、看守所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书面意见的副本和减刑、假释建议书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让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这就把原来的事后监督转变为同步监督，有利于防止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中违法行为的发生，增强监督的效果。

4.增强了监督刚性。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提出的监督意见，应当具有一定的刚性，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都规定“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对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当检察机关提出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从而使监督的刚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三、修改后刑诉法关于诉讼监督的新规定对检察制度的理论意义

修改后刑诉法对诉讼监督的新规定，对于捍卫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检察机关是否应当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究竟是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理论和检察制度理论上素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能可分为追诉和诉讼监督两大部分，前者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后者包括批捕和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监督、监所监督。这两部分职能在诉讼构造、诉讼角色、诉讼心理等方面都存在矛盾冲突，检察机关集追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于一身，使检察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违反了诉讼规律，破坏了控辩平等，影响了法官中立，其弊端十分明显。有的甚至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阻碍国家权威的生成，助长冤假错案，危害社会稳定，损害国家利益”，因而需要通过司法改革予以协调或解决。其改革的思路，有的主张将追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适当分开由检察机关内部不同部门行使;有的则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乃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使之仅是追诉机关或公诉机关。然而，修改后刑诉法不仅没有取消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新增了一系列诉讼监督任务。这说明，在立法者看来，检察机关的追诉与诉讼监督这两部分职能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完全可以共存于一体，都由检察机关来承担。这就回应了一些人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乃至国家监督机关的性质的错误观点，廓清了理论误区，对于捍卫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追诉与诉讼监督之所以能够共存一体，是因为检察机关追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协调一致的一面，关键看能否依法理解和把握。如果不能依法理解和把握，其矛盾冲突的一面就会凸显出来;如能依法理解和把握，其矛盾冲突就会消解，协调一致的一面就会显现。

二者协调一致主要表现在:一是追诉职能有监督制约的性质，如职务犯罪侦查是对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务合法性的监督;公诉是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制约。诉讼监督职能一旦启动也有追诉的某些属性，如对诉讼监督中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进行调查，予以纠正，有时就有一定的追诉属性。二是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无论是追诉职能还是诉讼监督职能，都统一于、服从于、服务于法律监督;三是检察机关无论行使何种职能，都要恪守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既依法追诉犯罪，又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