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规划的通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规划的通知
11月11日，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总局机关各司局、直属各单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规划的通知》，通知说，为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结合广播影视实际，制定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规划》，已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规划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是政府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举措。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将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贯穿于广播影视改革发展全过程，使广播影视工作始终有法律的支撑，始终有法律的保障，始终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为进一步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广播影视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以下简称《意见》），结合广播影视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划。
一、总体要求与基本原则
1、总体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贯彻落实《意见》的要求作为广播影视系统的重要工作，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提高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为促进广播影视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更大的作用。
2、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宗旨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和国家在广播影视领域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法律制度，并在广播影视工作中全面贯彻实施。
--坚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公平正义，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切实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坚持改革创新、服务广播影视科学发展，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积极稳妥地解决广播影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革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把握广播影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做到与广播影视实际需要相适应，规范管理与促进繁荣发展相统一。
--坚持积极推进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又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使立法、普法、执法、法律服务、执法监督检查等各项工作有机衔接，互为支撑，互相带动，共同推进。
3、规划目标。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使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广播影视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广播影视制度建设质量显著提高，行政决策更加依法科学民主，行政执法更加公正文明，管理职责得以切实履行，政务公开得以全面推进，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更加完善，相关社会矛盾纠纷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进一步加强。
二、重点任务和措施
4、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各级广播影视行政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广播影视发展管理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依法律己、依法治权，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
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开展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专题法律讲座等活动，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党组（党委）中心组每年至少应安排一次集体学法。推行依法行政情况考察和法律知识测试制度。研究制定“六五”普法工作规划。按照分级负责、分类指导、讲究实效的原则，抓好重点普法对象、重点普法内容、重点普法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广播影视公务员队伍的法治理念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将法制教育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公务员在职培训。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培训、广播影视法律知识轮训、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和执法业务培训。针对不同普法对象的实际需求，做好普法教材编写和普法平台建设。
5、切实加快广播影视立法工作。在广播影视立法工作中，要着眼于解决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广播影视大发展大繁荣，集中力量加快推进广播影视重点立法项目。起草制定广播影视“十二五”立法工作规划。广电总局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加快推进电影产业促进法、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制定工作；适时启动广播电视法制定工作；配合国家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加强有关广播影视法律条款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适时启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进口影片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围绕广播影视改革和发展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做好规章的制定和修改工作。支持鼓励改革实践基础好、立法条件成熟的地方先行出台广播影视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推动有立法权限地区的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开展广播影视地方立法工作。借助其他国家层面的立法活动，积极反映并体现广播影视法治诉求。加强行政法规、规章解释工作。
6、努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在广播影视立法工作中，要坚持依法科学民主立法，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努力探索和把握广播影视立法工作的规律，增强制度、措施的可操作性。坚决维护法制统一，确保政令畅通。实行开门立法，广泛听取意见，提高立法透明度。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要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积极探索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后评估工作。
7、做好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意见》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要求，做好广播影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坚持立“新法”和改“旧法”并重。对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上位法抵触、不一致或者相互之间不协调、发文不规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或废止。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废止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继续有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广电总局将每隔5年对广播影视规章清理一次，每隔2年对广播影视规范性文件清理一次，并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
8、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备案程序。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严格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凡广电总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需以广电总局名义发布，不得以司局名义发布。各类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不得发布施行。除依法需要保密外，规范性文件都要向社会公开。广电总局将研究制定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审查专门规定，逐步实现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广电总局和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的政府网站应设立备案专栏，定期公布通过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9、始终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按照《意见》的要求，完善议事规则，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并以适当形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逐步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关系广播影视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未经风险评估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
10、严格依法履行广播影视行政管理职责。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准确把握广播影视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遵循广播影视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依法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完成把握正确导向、确保安全播出、发展事业产业、依法加强管理的基本任务。要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和依法行政工作要求，认真执行行政许可法，深化广播影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
11、规范广播影视行政执法行为。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和执法机构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及时梳理执法依据、科学设定执法岗位，合理分解执法职权。逐步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科学合理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加强执法程序制度建设，细化执法流程，明确执法环节和步骤，保障程序公正，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健全行政执法调查规则，规范取证活动。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逐步推行执法流程网上管理。加强执法评议考核。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总局有关文件的要求，配合做好综合执法机构的组建工作，明确纳入综合执法的广播影视执法职责，依法规范广播影视综合执法的执法主体。广电总局将负责组织编写广播影视行政执法手册和广播影视行政执法案例分析，明确行政处罚事项、统一行政执法文书。完善综合执法协调配合和信息通报制度，加强重大案件的督察督办，切实履行广播影视管理职责。
12、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改进和创新管理方式。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加快建立完善覆盖广泛、先进高效的监测监管技术系统，提高广播影视行政管理效率和规范化水平。高度重视三网融合下的互联网视听节目、IP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的技术监管，加快建立统一的广播影视技术和内容监管平台，实现对不同形态广播电视的内容传播、机构运营、传输效果等活动的全面有效监测监管。建立和完善数字电影技术服务监管平台。
13、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健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机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制，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的编制、更新、补充工作。广电总局将研究制定广播影视政务公开专门规定。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对人民群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要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并做好相应服务工作。推进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建设好网络信息和便民服务平台，逐步推行网上电子审批、“一个窗口对外”和“一站式”服务，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完善政府公告形式，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就广播影视重大事项对外发布政策。进一步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提高信息报送质量。依法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守秘密关系。
14、建立健全行政调解机制。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研究建立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总责、法制机构牵头、业务机构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科学界定调解范围，规范调解程序。对于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纠纷，要依法进行调解。对于行政调解无法解决的事项，应及时告知当事人或者主动转入其他程序处理。
15、加强改进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畅通复议申请渠道，简化申请手续。对依法不属于复议范围的事项，要认真做好解释、告知工作，坚决纠正无正当理由不受理复议申请的行为。要严格遵循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依法公正作出复议决定。健全行政复议机构，确保复议案件依法由2名以上复议人员办理。适时启动广播影视行政复议办法的修改工作。完善行政应诉制度，研究制定广播影视行政应诉具体规定。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被诉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指派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和参与被诉行政行为调查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及时纠正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中发现的行政违法问题，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上报制度。
16、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要认真回复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和询问，并根据其意见和建议改进广播影视工作。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公布举报投诉渠道。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坚持准确监督、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广播影视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内部层级监督和审计、监察等部门的专门监督。严格行政问责，认真执行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研究制定广播影视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具体规定，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17、不断强化行业自律。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教自律作用，明确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的职能分工，促进政府宏观调控与行业自律相结合。认真总结广告播放、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建设等方面行业自律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不断完善，及时推广，使之成为创新管理方式的重要途径。推进各类广播影视行业组织的筹建和规范工作，加强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引导和管理。
18、加大法治宣传力度。继续发挥广电传媒优势，加大社会普法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创新法制栏目节目、办好法制频道频率、抓好法制类题材的影视节目创作生产。搞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组织活动。在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中开展普法宣传。加强与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依法办事、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氛围，努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三、实施与保障
19、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主要负责人作为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度。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统一领导本部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探索制定本部门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将依法行政任务与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同时部署、同时落实、同时考核。
20、制定贯彻落实方案，加强督促检查。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和广电总局各司局要根据《意见》和本工作规划的要求，抓紧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落实工作任务和责任分工。地方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将具体方案和措施上报上一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备案。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每年要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
21、加强广播影视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各级广播影视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法制机构建设，使法制机构的规格、编制与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有法制机构，配备专门人员，解决专门经费。探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省级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设立法律顾问，逐步实现法律顾问制度化。要加大对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重视提拔政治素养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法制干部；省级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每年举办法制骨干专题培训班，推进法制干部交流、轮岗，探索法制干部在职教育和学历教育。法制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为建章立制、行政决策、处理矛盾、解决难题等依法行政具体工作出谋划策，提供服务。法制机构工作人员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围绕提高决策支持水平，提高法制保障水平，着力培养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能力，努力提高做好政府法制工作的水平，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本部门依法行政贡献力量。
工资改革尚需从长计议
张喜亮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案立即引发舆论热议，一些人以知情专家的身份发表言论称，收入制度改革8年无果，缘自“权贵”、“垄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一些媒体甚至以“《工资条例》夭折谁是幕后黑手”为题发表评论。笔者以为，“黑手”这样的提法及其论述的观点，实在是不够严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从现在公布的情况看，无论是“工资条例”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外界并不知情。其内容是什么，什么人在反对，为什么反对，反对了什么……，诸如此类都没有弄清楚，便因某知情人一说“垄断”者而义愤填膺，显然是不够严肃的。正是从道听途说的所谓“垄断”，便发表狂论：“由于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就拿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来说吧，明显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低，可在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的参与下，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普通老百姓的工资‘被增长’，于是迷惑了公众的眼睛，更让普通老百姓吃哑巴亏。”这个评论者显然也不知道什么是“垄断行业”和“垄断性”，妄论“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垄断行业”和“垄断性”怎么就控制了国家和百姓了呢？这样的评论，不可谓不负责任，客观上有制造社会对立之嫌。
众所周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目前我们社会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公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情况十分显著。有报导：股市改革创业板诞生三年，共制造出735位亿万富豪和2489位千万富豪，而散户股民则亏损30%不止。这样的分化确实令人发指，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亿万千万富豪们的收入是违法所得。同理，那些所谓高收入的企业（笔者不想随意使用“垄断”这个专业术语）高管或员工，如果说他们的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么，首先要问：他们的收入违法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显然，收入高者依法而高并非个人所为，无可厚非亦无可指责。笔者无意为高收入者们辩护，实际上也想对此进行一些反思。笔者以为，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罪不在高收入者，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员工个人。既然不是他们个人所为，他们又何必“夭折”工资条例或分配方案呢？
不可否认，高收入者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所谓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制度的制定者，在全社会制造对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济于事。笔者赞成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每个人都有平等表达意见的权利，法律、政策、制度等等的制定过程需要更加公开，但是，使之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诉求，那也是不现实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公平表现在每个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每个公民也都有执行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义务。如果人大代表不能有效代表我们的利益诉求，我们依法应当罢免之，如果我们的政府首长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选举的人大代表也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罢免之。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亦必须遵从这些程序而不是制造社会群体的对立。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有人弃权等等，都是正常的意见表达，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对不同意见者以鼓噪舆论的方式大张挞伐也有违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主要还是我们既往政策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提倡“市场经济”、“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等等，这些提法不仅体现在政策中，甚至体现在法律里。加之执行者片面理解，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被取义为前半句而忘记了后半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被丢掉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等等。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理论必须透彻才能感召人民而成为前进的动力。不容否认，前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是，“公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今天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尤其要汲取教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一个没有实质内容或弄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非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且必定制度出新的矛盾。
据笔者调查发现，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收入比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收入低，无论效益好或不好的企业内部之普通员工比高管们的收入低，倍受微词的央企高管收入比金融企业高管收入低，收入高的高管们比发达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高管收入低……。如此说来，所谓收入高与低，都是比较而言的，就看其参照系是什么。总体分析，笔者发现，综观全球，参照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我们国家各个群体的收入都不是高的。出现这个问题，还需要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行的收入政策，政策的问题出自我们的收入或工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制度，其方向是共产主义。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途中也一度臆造过共产主义。取消工资、取消商品等等，正是这样的理论，其实新中国的工资，一直是被作为生活费理解的。国家包揽一切福利，工资仅仅是日常生活绝对必要的费用，如果这个费用不足以维系生活的话，企业或国家会给予救助。改革开放前全国实行的“八级工资制”，完全是建立在生活费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工资刺激政策”，奖金作为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纳入了工资，继而还有所谓“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及“拉开差距”等等。然后就是物价的上涨，与此匹配又加入了“物价补贴”，再后来就是“以三铁精神砸三铁”、“车改”、“饭补”、“房补”、等等。突然一日，全部收入均属于工资，加收工资“税”，又搞捆绑变化为“个人所得税”等等。如此，今天我们职工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收入”还是“所得”亦或是“报酬”。时至今日，关于“工资”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无论在理论上、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个准确的统一用词，更没有统一的定义。“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这些有着严格区分的专业术语，皆被混为一谈。比如说央企高管，其收入明确是被定为“薪酬”的，——这里有薪的部分即工资，也有酬的部分即“奖励”。我们的所谓专家和舆论界却把这“薪酬”拿来与普通职工的“工资”进行比较，如此一来，巨大的差距便出现了；而高管“酬”的部分之“风险”扣除，却没有人理会了。我们不想为高管们的高“薪酬”的合理性作辩护，如果“酬”的部分在核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控制的总额之中，显然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其挤占了职工工资数额，如果“酬”的部分是从投资人收益支出则无可厚非，——与职工工资之间差距大小没有可比性。笔者认为，制定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首先必须弄清楚工资或收入的概念。若究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缘何迟迟不能出台，根源在此而非谁反对或赞同。
我们所言收入高低、工资差距大小，也需要弄清楚标准。如果没有可比的标准或原则，这个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工资究竟应当是生活费还是其他？从社会各界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对其工资满意的现实来看，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的工资内涵上了。如果我们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话，那么，工资就应当是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表现，按照这个原则标准，我们国家各群体的现实工资都是低水平的（个别人的个别情况不在此列），与我们国家公布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相比，包括所谓高收入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工资都必须大幅度提高，——即便是超过公布的GDP总量与增长的速度也难以弥补欠账。如果选择既往的计划经济制度，所有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过高的，必须减下来，——同时必须承受效率和破坏性的损伤。如果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笔者认为工资政策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大幅度降低所谓高收入者的工资上，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低工资者的工资。如此只需要修正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即可。比如央企高管的薪酬实际上是按照“准市场”的原则确定的，而普通职工的工资则是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理论；工资政策改革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确定的原则，亦可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即不过大地低于劳动价值。无论怎样的选择，笔者以为那种将工资增长交由市场自行解决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比如资方自由决定高管薪酬和企业自由决定职工工资及职工工资集体谈判等等。这些做法至少在我们目前情况下还是不具备条件的，并且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这些破坏性的危害已经和正在被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所证明了的。
三十年前我们的城市改革就是把企业改革当作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又是从发放奖金撬动工资收入制度开始的，毋庸置疑，自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三十年后工资收入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是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重新设计我们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反思得好必将开拓出未来三十年的大好局面。然而，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乃国泰民安之大事，必须从长计议，即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考虑，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论证。设计新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要充分考虑下述几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治国理念问题，如国富民强，还是民穷国强，还是藏富于民，还是国民均分；第二，要在工资政策出台之前先修改既往涉及的工资法律，如工资增长的“两低原则”还是“同步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亦或是“公平和效率兼顾”；第三，要统一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等等概念，严格在相应的层次上使用这些专业术语；第四，要找出社会各界不满意工资或收入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低了，还是不满意别人的收入高了，或是不满意物价水平，或是不满意腐败者的非法所得；第五，要评估改革政策出台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无力承受或排除产生的负面影响莫若再潜心研究。国之大事须谋定而后动，切勿急功、操之过急、敷衍塞责，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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