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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6〕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强化，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也由重点“治重”、“治乱”转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有效防止反弹的新阶段。但是，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民负担的监管；有的地方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以及各种集资、摊派现象有所抬头；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征地和安置补偿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为切实做好当前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不断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澄清和消除各种模糊认识及盲目乐观情绪，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强化监管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治本工作力度，逐步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又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控制农民负担增加。二是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中，既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项目出资出劳，把国家投入与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要防止超越农民承受能力，违背农民意愿，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坚持推进基层民主。通过逐步规范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强化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四是坚持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加强教育，着力构筑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思想和工作防线，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二、进一步明确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重点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继续坚持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适时调整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当前，要重点做好五方面的监管工作：一是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二是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村集体收费的监管。对农民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实行重点监管。同时，要将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承包土地、“册外地”、草地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纳入监管范围。三是强化对村民“一事一议国务院办公厅”筹资筹劳的监管。要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防止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口子。同时，加强对筹集的资金、劳务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四是开展对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的监管，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五是做好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监管，并将农民反应强烈的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管范围。
　　三、认真落实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
　　各地要进一步落实和健全涉农税收、价格及收费“公示制”，适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除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统一公示外，涉农收费单位要在收费现场进行公示。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对实行免学杂费的地区，除按“一费制”规定的额度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和寄宿学生住宿费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费用；对享受免费提供教科书的学生，不再收取课本费。乡镇、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校公费订阅报刊要严格执行“限额制”，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严禁摊派发行。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坚持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进行通报，进一步完善预防和处置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有效机制。
　　四、重点治理农民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深入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建房、农村土地、殡葬、计划生育等方面乱收费、乱罚款的专项治理。农村中小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盈利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不得向学生收费统一购买教学辅导材料和学具，不得要求学生统一购买校服、卧具。严禁向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收取土地承包费。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抓好农民普遍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问题的专项治理。继续选择农民负担重的县（市、区）进行综合治理，实行检查、处理、整改全程监督。
　　五、严格规范村级组织收费
　　开展对村级组织乱收费行为的专项治理，严禁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税费，违反规定的要坚决纠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要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严禁将部门或单位经费的缺口转嫁给村级组织。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村级组织运转资金补助力度，确保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确保五保户供养、村干部报酬和村级办公经费等方面的支出。村级补助资金要专款专用，确定到县、控制到乡、落实到村，防止“跑冒滴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进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不准向村级组织摊派、集资或强制要求村级配套。严禁村级组织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押金、违约金、罚款等不合法方式来约束村民、管理村务。
　　六、健全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形式的村民民主议事机制
　　各地要认真总结经验，按照群众急需、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范围和标准，逐步建立以政府补助资金为引导、筹补结合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引导农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在推进“一事一议”中，各地要积极探索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新途径。所议事项要符合大多数农民的需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议事过程要坚持民主程序，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实施过程和结果要让群众全程参与监督，筹资筹劳的使用情况要透明公开。强化财政投入与农民投入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等办法给予支持，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
　　七、完善农民负担日常监督管理机制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项目审核与监测等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与农村土地承包、农村集体财务和农村审计等管理紧密结合，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强化农民负担信访管理，畅通涉及农民负担的信访渠道，建立健全信访受理、督办、处理和反馈制度，做到受理及时、督办得力、处理到位。强化农民负担检查，实行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检查与回访、明察与暗访、检查与处理相结合，不断提高检查效果。强化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重点查处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截留平调挪用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偿款以及其他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事）件。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办法。
　　八、强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责任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制度，层层落实责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继续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强化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加强调查研究，积极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监督管理农民负担。各地要制定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考核办法，逐步形成制度，重点对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涉农收费监管、农民权益维护、制度建设、案件查处等方面进行考核。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成绩突出的，要进行表彰。对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地方或单位，要实行重点监控，限期整改，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物权变动的原因虽多，但最重要的是民事行为。因此，基于民事行为而产生的物权变动，历来是大陆法系各国民法调整的重点。对于基于民事行为的物权变动，各国民法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学理上归纳为三种立法例：
　　1．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例。这种立法例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物权的变动是债权合同的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不认为有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其他合同存在，而交付和登记，不过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例如，依该法第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依法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其他如第938条、第1138条、第1141条中均有类似规定。但是，如绝对贯彻意思主义，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悉物权变动，可能遭受不测的损害，有害交易的安全。因此，《法国民法典》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对于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为对于第三人发生效力的要件。然而登记与交付，也仅仅是变动的物权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效力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法国民法典》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学者颇有非议，认为如果物权在其成立要件之外，还得有某种行为(登记或交付)才能对抗第三人，物权会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地位。因为物权作为直接管领物的权利，在其成立后，就应当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如果认为物权已经成立而不发生对抗一般人的效力，与物权直接管领权的性质是不相符的。而且，如果仅以当事人的意思不能设立有对抗一般人效力的物权，就可以断言当事人没有仅依意思表示即得设立物权的能力。
　　在实践中，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会产生重复物权的现象。因为在物权转让时，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仅凭意思表示即生效力，受让人取得物权。但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没有进行登记或交付，让与人仍然保有其权利，第三人仍然能有效地受让其权利。这种重复物权的现象，使法律关系过分繁杂，会在实践中产生很多困难。
　　2．采形式主义的立法例，又称为物权形式主义。这种立法例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债权合同仅发生以物权产生、变更、消灭为目的的债权和债务，而物权变动的效力的发生，直接以登记或交付为条件，即在债权合同之外还有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合同(物权行为)。根据该法典第873条的规定，为了让与土地所有权、为了对土地设定权利以及为了让与此种权利或对此种权利再设定其他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有权利人与相对人对于权利变更的协议，并将权利变更登人土地登记簿册。关于动产物权的变动，该法第929条规定，为让与动产所有权必须由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移转由双方成立合意。如受让人已占有此动产，仅须让与所有权的合意即生效力。学者中有的认为，物权变动的合意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才构成物权契约；而有的学者认为，物权变动的合意本身即是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是契约以外的法律事实。但无论何种解释，均一致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进行了区分，并将无因的物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依据。
　　3．采折中主义的立法例，又称为债权形式主义。这种立法例以《瑞士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当物权基于民事行为发生变动时，除债权合同外，还需要登记或交付形式要件。其做法介于上述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如《奥地利民法典》在否认物权行为这一点上，与《法国民法典》相同；但依该法第380条、第424条和第425条的规定，除债权契约以外，还须交付或登记等形式要件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这又与《法国民法典》以登记和交付为对抗第三人要件的做法不同。《奥地利民法典》的做法属于意思主义与交付主义的结合。
　　在上述立法例中，学说上和实务中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理论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著名罗马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其在1840年出版的不朽名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中指出，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的关系而成立的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交付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含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包含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种物权契约经常被忽视，如在买卖契约中，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了交付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的、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
　　按照萨维尼的学说，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要发生物权的变动，除债权契约之外，还需要有以直接使物权发生变动的民事行为，即物权契约。例如，买卖契约属于债权行为，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债务，要使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移转，须另有物权契约，由双方当事人就移转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成立合意。这样，物权契约就与债权契约各自独立、各自分开，此即物权契约的独立性。
　　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就要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因本应构成民事行为的一部分，使民事行为有因化。但是，为了交易的安全；立法和理论经常将原因从特定的民事行为中抽离出去，使原因不成为民事行为的内容。原因的欠缺或不存在，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这即是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例如在买卖关系中，标的物交付后，买受人对于接受交付的标的物即享有所有权；即使买卖合同因意思表示瑕疵或违反法律而无效或被撤销，对于买受人的所有权也不产生影响。丧失所有权的出卖人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买受人返还不当得利。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该行为没有原因；而是指原因被从行为中抽出，不使其成为民事行为的内容。
　　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问世以后，深受学者们重视。时值《德国民法典》制定之际，立法者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采为基本原则．并对其他国家的民法及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萨维尼所创的物权行为的概念和无因性理论，经过学者们一个多世纪的争论，对其依据和功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该项理论的优点与缺点，依多数学者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可以使法律关系明晰，有助于法律的适用。依物权行为理论，应将债权关系与物权关系完全区分开来。如就买卖而言，可以分为三个独立的民事行为：一是债权行为(买卖契约)；二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三是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行为。这三个行为完全分开，概念清楚，关系明确，每个民事行为的效力容易判断，有助于法律的适用。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物权行为理论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与萨维尼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民法学家基尔克(O．Gierke)指出，这一理论将简单的动产让与，勉强地从法律上分为完全独立的三个现象，的确与实际生活观念不符，显然违背常情。即使到商店去买一副手套，当场交款、取货，也要考虑到会发生三件事情：首先是缔结一个债权契约，由此契约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因履行而消灭；其次要缔结一个移转手套所有权的物权契约和一个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契约；最后还要有一方交付手套、另一方支付价金的事实。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拟制，实际上这不过是对单一的民事行为从不同角度的观察结论而已。拟制出这两种互为独立的契约，不仅会使现实的法律过程更增混乱，而且有害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第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此点最为学者所重视。例如在买卖关系上，标的物交付后，如果买卖契约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依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买受人如果再转让给第三人时，属于无权处分。基于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第三人即使为善意也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反之，依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立法，因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第三人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从而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
　　的确，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但是在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以后，第三人可以借助善意取得制度得到保护，而不必求助于物权行为无因性。例如，依《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933条的规定，让与的物虽不属于让与人，但受让人因其善意仍可取得物的所有权。其他如《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280条，《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瑞士民法典》第714条第2款，都是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进而维护交易安全。正是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可谓已失去其存在的依据。
　　第三，有利于减少举证困难。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动产物权的移转以交付为要件，不动产物权的移转以登记为要件。而这种交付、登记具有公信力，如《德国民法典》第891条关于法律上的推定的规定，在土地登记簿册中为某人登记一项权利时，应推定此人享有此项权利；在土地登记簿册中注销某一项权利时，应推定此项权利不复存在。因此，物权的变动证明较为容易。
　　但是，减少举证困难，是登记与交付的作用，与物权行为无因性并无关系。不承认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的立法，也可以要求物权的变动须登记交付，并赋予其公信力，使物权的变动易于证明。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在举证问题上并无多大的实益。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有违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买卖契约(债权行为)即使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也不发生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其地位由物的所有人降为普通债权人，丧失了其在物权法上可以主张的权利。这会给出卖人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后果：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让，即使第三人是恶意的，也能取得物的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第三人主张权利，只能请求买受人返还转让所得的利益；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提供担保，即在标的物上设定担保物权，该担保物权优先于出卖人对买受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如果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将该标的物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出卖人无权提出异议；如果买受人破产，出卖人对于该标的物亦无取回权，而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一道按债权额比例受偿；如果非因买受人的过错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买受人可以免责。
　　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立法的上述缺点，学者中有主张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进行限制，即使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甚至有的学者主张废弃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是以种种理论使物权行为的效力受到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的制约。限制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要者有三：其一，条件关联理论，即当事人可依其意思，使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买卖契约。买卖契约无效，物权行为亦无效。当事人的这种意思可以默示为之。例如，在买卖契约与物权行为同时完成时，即可认为当事人默示作出了此等意思表示。其二，共同瑕疵理论，即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因共同的瑕疵而无效或被撤销。例如，甲因重大误解，将乙的一张名画的仿制品当做真迹高价购买，甲可以撤销该买卖契约；同时由于物权契约也是因重大误解而为，故也可以撤销。如果甲仅仅表示撤销买卖契约，在解释上应认为物权行为已经同时撤销。其三，民事行为一体化理论，即依《德国民法典》第139条关于民事行为部分无效，原则上应全部无效的规定，解释买卖契约与物权行为是统一的民事行为，则买卖契约无效时，物权行为亦无效。
　　主张抛弃物权行为概念及无因性理论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变动物权的意思纳入债权契约的意思表示中同时表示之。即基于买卖、互易、赠与、设定担保等债权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须另有一个独立的物权行为，而应使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与成立债的关系的意思一并表示之，不必加以独立化而自成一个民事行为。

　　作者：褚静